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的坊巷肌理与人文遗踪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地段，作为北京市首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完好地保留了元大都时期的街巷格局以及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群，堪称北京居住文化的代表，且蕴藏着众多人文遗迹。探讨如何有效保护这一区域，以及如何合理扩大保护范围，已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

周边的道路

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区域不大，面积约为35公顷。该区域东临西四北大街，西接赵登禹路，南靠阜成门内大街，北至平安里西大街。在介绍这一区域之前，先对周边的道路情况作一简要说明。

其东侧为西四北大街。在南端，昔日曾立有四座牌楼；同样，在旧时皇城的东侧也设有四座牌楼，名为东四牌楼，简称东四；然而，此处的牌楼位于皇城西侧，因此被称为西四牌楼，简称西四。东四与西四牌楼均始建于明代，且均为四柱三间三楼，红柱灰瓦，冲天式建筑。东四牌楼的匾额上题有“行仁”二字，西四牌楼的匾额上则是“履义”，而南北两侧的牌楼则称为“大市街”。东四牌楼的匾额同样如此。

位于西四座牌楼北面，现今西四北五条东口附近，坐落着一座规模不大的庙宇，传说中这里供奉的是也先（明代瓦剌部落的首领，亦称额森）。该庙宇面向南方，背对北方，由于它占据了道路的中央位置，因此被称作“当街庙”。据说，这是明英宗在土木堡战役中兵败被也先俘虏后，为了感激也先没有杀他而特意建立的。明代时期，西四牌楼被称为刑人之所的西市，权臣刘瑾、对大明社稷有功的于谦以及袁崇焕均在此地遭受了斩首之刑。清朝建立后，该地不再执行死刑，死刑行刑地转移至菜市口。

在民国年间，街道上的庙宇被拆除。到了1954年12月21日，西四牌楼因妨碍交通也被移除。与此同时，东四牌楼，位于东城区的那座牌楼，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孔庆普在其著作《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中提及，在西四牌楼被拆除的过程中，东边牌楼南侧的立柱是最后被移除的。该立柱紧邻冯记鱼店，而鱼店房屋的西北角及屋檐部分，为了避开立柱，特意设计成90度转弯，屋檐与立柱之间的距离仅有十厘米。在拆除牌楼之前，相关部门已与鱼店老板达成协议，若在拆除过程中对房屋造成损害，建设局将负责进行修缮。在拆除过程中，店主避开了现场，而店主夫人则坚持道：“必须支付两百元作为保证金，否则不允许拆除这根柱子。”店主夫人坐在店内，无论怎样解释都不愿离开。于是孔庆普下令给吊车司机：“启动吊车，开始拆除！”巨大的吊车轰鸣作响，工人们趁机大声呼喊：“不行！不行！这样会毁掉房子的！”老板娘立刻冲了出去，众人不禁笑了起来，而当她看到房屋并无大碍，也露出了笑容。1956年，冯记鱼店在公私合营的变革中更名为西四鱼店，它曾是西单和西四地区经营水产品的主要商家。正如《一张西四鱼店的老照片，又勾起我们多少当年的回忆》一文所述，西四鱼店拥有三间门脸房，其中一间面向北，位于西四东大街；另一间则朝西，坐落在西四南大街；而位于中间的门脸则是斜的，其朝向是西四路口。简言之，西四鱼店的店面呈现拐角形态，这主要是因为东边牌楼南侧的那根支柱所造成。

阜成门内大街与西四北大街的南端相接。街道西侧是阜成门城楼，但在“文革”期间，为了修建地铁，该城楼被拆除了。从赵登禹路南口划分，阜成门内大街的西部曾被称为阜成门大街，而东部则被称为羊市大街。直到1965年，这两条街道被合并，并沿用至今的名称。街道北侧坐落着众多历史遗迹，包括白塔寺、历代帝王庙以及广济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白塔寺拔地而起，其内的白塔成为大都的知名地标，承载着历史赋予北京的珍贵遗产。明嘉靖年间，历代帝王庙落成，见证了我国“中华统绪”的传承不息。金代初建时，广济寺名为西刘村寺，后因荒废而消失。然而，在明天顺元年（1457年）得以重建，并在成化二年（1466年）竣工，更名为“弘慈广济寺”。自1953年起，中国佛教协会便设于此地。

平安里西大街与西四北大街的北端相接。在明代，该街东侧曾设有仓库，被称作太平仓。到了清代，此处仓库的遗址上建起了庄王府。然而，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庄王府不幸被大火焚毁。民国时期，军阀李纯买下了这片土地，并在王府南侧（即现在的太平仓胡同北侧）建造了西式楼房，并将其命名为“平安里”。随后，他又将王府内的道路打通，将其命名为平安里大街。1999年，后车胡同位于平安里大街西端的部分被拆除并加以拓宽。随后，平安里路口西侧的道路被命名为平安里西大街。与此同时，原有的平安里大街被取消，其部分区域并入地安门西大街。

赵登禹路并非寻常的街道，它曾是一条河流，元代时被称作“金水河”，这条人工河是流入皇城内部的，因此人们不得在此地洗手，这就导致了一项特殊的禁令——“濯手有禁”。到了元代末年，王冕游览大都时，对此深有感触，遂创作了一首绝句表达自己的情感。

金水河从金口来，

龙光清澈净无埃。

流归天上不多路，

肯许人间用一杯？

诗人心中遐想，这竟是一条通向苍穹的河流，生活在尘世的民众，能否有幸品尝一口这河流中的水？

自明朝时期起，金水河转变成了用于排水的渠道，被命名为“大明壕”，并继续向南扩展，直至抵达北京内城南面的护城河。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做法，到了民国时期，逐步将大明壕改造成地下暗沟，并在其上方铺设了道路，这些道路便是现今的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以及佟麟阁路。

元大都坊巷的肌理遗存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区域，正处在这四条街道的交汇处，在大都时期被称为“鸣玉坊”。它的东侧是集庆坊，西侧则是福田坊。关于“鸣玉坊”，在熊梦祥的《析津志》中有记载，但在《元一统志》中却未曾提及。我国自古有将玉石比喻为君子之德的习俗，人们常将玉饰挂在腰间，行走间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称之为“鸣玉”。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提到：“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东端入口均位于西四北大街，而西端入口则集中在赵登禹路，南北方向依次排列。头条的长度为600米，平均宽度为5米；二条长度为595米，平均宽度为4米；三条长度为527米，平均宽度为5米；四条长度为503米，平均宽度为4米；五条长度为478米，平均宽度为5米；六条长度为495米，平均宽度为4米；七条长度为430米，平均宽度为4米；八条长度为424米，平均宽度为6米。这八条胡同的长度各不相同，其中位于最南端的头条胡同长达600米，而位于最北端的八条胡同则仅有424米，二者之间的差距达到了176米。此外，从南至北，胡同的长度呈现出一种逐渐缩短的趋势，只是六条胡同与五条胡同之间出现了短暂的逆向变化，但很快，在六条与七条胡同之间，又重新恢复了南长北短的格局。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在于赵登禹路原本是金水河的一部分，该河自东北流向西南，随着其倾斜度的不断加大，与之平行的胡同长度也随之逐渐增长。

《析津志》中熊梦祥所述，大都的道路宽度有所差异，其言：“大街之宽达二十四步，而小街之宽仅十二步。”由此可见，大街的宽度是小街的两倍。此外，他还提到大都有三百八十四个火巷和二十九个胡同，那么，这些巷胡同的宽度究竟是多少呢？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熙门区域展开钻探工作，结果显示该地街巷的宽度大约为9.4米，这一尺寸与元人的六步相吻合。据此推断，这一宽度很可能是火巷的宽度。换句话说，在大都的道路规划中，位于小街之下的火巷，其宽度仅为小街的一半，换言之，小街的宽度是火巷的两倍。按照此规律，胡同的尺度便应为火巷宽度的一半，即3步之长，大约在4至5米范围内。若此推断成立，那么大都城内道路宽度的体系便一目了然。具体而言：大街的宽度约为24步，约合36米；小街宽度约为12步，约合18米；火巷宽度约为6步，约合9.4米；胡同宽度约为3步，约合4.5米。从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宽度正好处于4至5米这一区间，与大都城内胡同的宽度完全一致。这表明，在元代时期，这些区域应当被认定为胡同。此外，一个可作佐证的实物是位于其南侧的砖塔胡同，它是唯一留存至今且史料中有所记载的元代胡同，其道路的平均宽度为4米。据此推断，宽度介于4至6米之间的头条至八条胡同，在宽度上与大都胡同的规定相吻合，或许在元代时它们已有特定的名称，称作某某胡同。

专家研究北京城市地理时指出，位于北京的东四和西四周边区域构成了元大都的中心地带，同样地，与东四相仿，西四北部的那八条胡同也为研究大都的城市布局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依据。

名称沿革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精心编纂了一部著作——《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书中对当时北京城内、城郊及近郊的地名进行了详尽的整理与记录。在他的笔下，现今的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地段，分别被命名为：驴肉胡同、西帅府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石老娘胡同、燕山尉胡同，以及泰宁侯与武安侯胡同。

这些地名，部分可追溯其源，部分则需根据推测来理解。例如，驴肉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以及石老娘胡同，便是需要推测的例子。追溯其名，或许能找到其背后的实际含义，比如驴肉胡同或许曾有过售卖驴肉的店铺。在民国时期，驴肉胡同的名称被误读为礼路胡同。而箔子胡同中的“箔”字，在清代被误读为“雹”，到了民国时期又变成了“报”的谐音。苇子或秫秸编织而成的帘子被称为“箔”，而涂有金属粉末或贴有金属薄片的纸张同样也称作“箔”。这种“箔”常被用作纸钱。在胡同里，或许能找到这样的制作工坊。比如，在熟皮胡同，或许曾经存在过专门鞣制皮革的工坊。在清代，地名“熟皮”被改为“臭皮”，而到了民国时期，“臭皮”又被更名为“受壁”。至于“老娘”这个称呼，它指的是产婆，或许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姓石的产婆。

西帅府胡同和燕山卫胡同，以及泰宁侯与武安侯胡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明武宗曾以“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的名义在此设立元帅府。而《日下旧闻考》则引用《两京求旧录》的内容，提到当地居民至今仍称其为西帅府胡同。入清之后，这一名称被简称为帅府胡同。明代时期，卫是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每卫由五千六百人组成。位于燕山的卫所胡同，原名是以军事衙署命名的胡同，到了清代，名称被简化为卫儿胡同。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卫”字也有写作“魏”的情况。据《明史》所载，陈珪和郑亨分别被封为泰宁侯和武安侯，以他们的府邸作为胡同的名称，这样的命名方式是合情合理的。

陈珪，安徽泰州人士。洪武元年，即1368年，他跟随大将军徐达征讨中原，因战功显著，被授予龙虎卫百户之职。此后，他又随燕王朱棣北征边塞，凭借军功晋升为副千户。不久，陈珪参与了靖难之役，因功绩卓著，升至指挥同知之位。后来，他还辅佐太子留守北平（今北京），历经多次升迁，官至都督佥事，并封为泰宁侯。永乐四年，陈珪投身于北京城的建设项目。明成祖的实录中提到，陈珪在工程管理上表现出色，条理清晰，因此备受赞誉和重视。永乐十五年，陈珪又兼任了北京后军都督府的职务。然而，两年后，他不幸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在他逝世后，朝廷追封他为靖国公，并赐予“忠襄”的谥号。

郑亨，安徽合肥人士。其父郑用，因追随明太祖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最终被封为大兴左卫副千户。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郑亨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到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招募官员前往鞑靼进行宣谕，郑亨积极响应，前往斡难河，完成任务后，他被晋升为密云卫指挥佥事。建文元年，即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到了四年，也就是1402年，战事不利，众多将领都倾向于北撤，唯有郑亨与朱能坚持主张继续向南进军。朱棣攻入南京，登上帝位之后，便封郑亨为武安侯。郑亨多次伴随朱棣北伐，后来被任命镇守大同。在大同，他率领军队进行屯田，强化了防御措施，有效解决了大同边防的隐患。宣德九年，郑亨于大同地区不幸离世，享年七十九载。朝廷追封他为漳国公，并赐予“忠毅”的美誉。郑亨为人沉稳厚道，擅长安抚士兵，却对敛财之事感到羞耻。当他镇守大同期间，有镇守太监干预军纪，郑亨依照道理加以处理。这位太监对此心怀不悦，然而在郑亨去世后，他却深感痛惜。

泰宁侯和武安侯在清代分别更名为泰安侯与五王侯，而五王侯在民国时期又改称为武王侯。到了1965年，北京市对地名进行了整顿，将西四以北的八条胡同简化为以数字命名的“条”，从而与东四一带以“条”为名的胡同相呼应。

保存较好的四合院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间的四合院以中等规模为主流，其布局上，院落结构较为规整，主院落东西向与南北向的比例维持在1比1至1比1.2之间，形状为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充分体现了北京四合院的典型特征。

西四北三条11号的四合院分为住宅和花园两个区域。住宅位于西侧，共有四进院落。大门是一座宽敞的广亮大门，坐落在住宅东南角，与倒座房相接，而倒座房北面则是垂花门。垂花门之后是第二进院落，其中设有三间北房和东西厢房各三间。第二进院落之后是第三进院落，其房屋规格和数量与第二进院落相同。最末是第四进院落，仅有一排后罩房。住宅的东侧则是花园，园中建有假山、花厅和游廊。这座宅邸的过往主人曾是民国时期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目前该地已被西四北幼儿园所使用。

位于西四北六条23号的院落同样是一座拥有四进深度的四合院，其前方的入口处设有影壁，两旁安置了上马石。与主入口相接的是倒座房。第二道门是垂花门，门两侧环绕着抄手游廊，廊壁上装饰着各式精美的灯窗。二进院落内设有五间北房，东西两侧各有两间耳房，东西两侧的厢房各有三间。后院与二进院落布局一致。在院落的最后一进，即第四进，设有九间后罩房。位于六条与七条交汇处的23号院，以及西四北三条的11号院，均被列为北京市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试论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文中提到，该区域内保存状况良好的四合院包括：头条的6号、12号、27号、31号，二条的3号、5号、7号、9号、11号、18号、19号、25号、31号、36号、45号、54号、55号、59号，三条的5号、9号、11号、13号、19号、23号、25号、26号、27号、31号、33号、39号、59号，四条的5号、14号、20号、23号、26号、28号、33号、35号、45号、49号、53号，五条的1号、7号、11号、13号、15号、16号、27号、56号、58号，六条的5号、7号、9号、10号、17号、19号、21号、23号、27号、31号、35号、37号，七条的7号、29号、33号、37号、49号、53号、61号，以及八条的5号与58号。其数量之多，在北京历史保护街区中也较为罕见。

《都市旅游品质》一书由西城区旅游局编纂，书中数据显示，在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区域内的576个院落中，有51个院落的人均住宅用地面积超过了50平方米，这一比例达到了8.8％。另外，有100个院落的人均住宅用地面积在25至50平方米之间，占比约为17.3％。而193个院落的人均住宅用地面积介于15至25平方米，占比达到33.5％。在10至15平方米范围内的有56个院落，占比约为9.7％。至于人均住宅用地面积低于10平方米的院落有26个，占比为4.5％。此外，人均住宅用地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的四合院，占所有四合院的比例为14.2％。在这些院落里，由于人口众多且私自搭建，导致院落的原有布局遭到了破坏。根据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发布的《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整治与保护规划》报告，该区域内共有五种类型的建筑。在这些建筑中，国家和市级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重为3.73%。而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建筑占比为8.18%，风貌一般者占26.34%，与历史风貌相协调的现代建筑占19.1%，而不协调的建筑则占37.16%，这一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这些均应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人文遗踪

西四北二条58号地址上坐落着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这个地方原本是“萃文”和“萃真”两所教会学校的所在地，这两所学校停办之后，陈垣于1921年创立了平民学校，并在1925年将学校迁至此处。新中国成立后，该学校更名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知名作家王蒙曾在此地求学，1948年初中毕业后，他在校刊上镌刻下这样的文字：“辛勤的劳动之手能倾注出充满同情的泪珠，真挚的良心之志能成就神圣的教者。”校刊还精选了他的文章《春天的心》，这或许是他早期的作品。第四十一中学的教学楼是一座灰色的西式建筑，电影《青春之歌》曾在此地取景。

西四北三条3号所在地为隆长寺，该寺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隆长寺隶属于汉经厂的外厂部分。汉经厂，作为明代内府负责印刷汉文佛经的机构，与之对应，负责将佛经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的机构称为番经厂。汉经厂与番经厂均位于皇城内的嵩祝寺和智珠寺，合称为内厂。隆长寺作为汉经厂的分支单位，因其位于皇城之外，故被称为外厂。如今，隆长寺已成为民居杂院，并被列为北京市西城区的文物保护单位。西四北三条西段的39号是程砚秋故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西四北四条47号，是这座城市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北京市西城区四北四条小学。该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83年成立的正红旗官学，1915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小学堂”。自那时起，学校经历了多次变革，直至1972年确定了现在的名称。

西四北五条4号，这座曾经是军阀张宗昌的住所，在1950年6月，成为了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的诞生地，而该研究所的所长正是陈波儿。到了1953年，该机构更名为北京电影学校。在这里，谢铁骊、陈怀皑等成为了授课教师，而周扬、夏衍、冯雪峰、艾青、丁玲、老舍、陈荒煤、蔡楚生等知名人士，也常常莅临此地，为学生们带来一系列精彩的专题讲座。1956年，北京电影学校成功晋升为北京电影学院，并搬迁至位于新街口外皇姑坟（亦称小西天地区）的新校区。该校区内的7号建筑曾是傅增湘的故居。傅增湘，出身四川江安，曾在清代担任直隶提学使一职。他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在天津陆续创办了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和女子师范学校等多所学校。民国时期，他曾任教育总长，之后则全身心投入古籍的收藏与校勘工作，并编纂了《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书目》一书。

陈半丁的故居位于西四北六条21号。他原籍浙江绍兴，以山水、花鸟画见长，亦涉猎书法与篆刻，曾担任中国画院副院长一职。1951年，因米粮库4号的“五亩之园”过于显眼，陈半丁选择将其出售，并另行购置了两处住所。其中一处在东新帘子胡同，而另一处便是此处。

西四北八条的9号和11号曾是燕京造纸厂，该厂由张学良投资并创立。据推测，这片土地原本是清代的谦郡王府所在地，其最初的主人乃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孙子，即礼亲王代善的第四子，名叫爱新觉罗·瓦克达。在顺治三年（1646年），他因军功被封为三等镇国将军，翌年晋升为镇国公，再过一年，又晋升为多罗郡王，并加封“谦”号，同时负责工部事务，并参与国家政务。依据历史规律，明代贵族的宅邸在明朝覆灭后，通常会被清代的贵族所继任。考虑到这一点，9号和11号这两处建筑，极有可能曾是明武安侯郑亨的府邸。

加强治理，适当扩大保护区范围

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作为北京市首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承载着北京居住文化的传承，其独特性难以复制。然而，区域内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亟待整顿与治理，以充分发挥该地区的积极作用，这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至少，我们可以拆除那些与胡同风貌不和谐的建筑物，并将在此地活动过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进行标注，例如参与建造北京城的陈珪，可以将他作为研究的焦点，以此来连接古今，增强现代人对北京的认知与感悟。

此外，一旦条件趋于成熟，西四北头条至八条这一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范围理应适度拓宽，并向西拓展至白塔寺区域，同时向南延伸覆盖至砖塔胡同附近。白塔作为大都的标志性建筑，其周边的街巷大多保存完好，其中砖塔胡同作为大都时期唯一存留并命名至今的胡同，堪称北京胡同的源头，其重要性对于胡同本身以及北京的道路网络和城市布局都至关重要。若将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保护区域适度拓宽，至少能带来以下两个益处：

首先，胡同保护的区域得到了拓展。实际上，北京的胡同数量并未增加，反而在减少，它们已经变得十分罕见。既然保护的数量增加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其二，白塔与砖塔胡同，自元朝至今，留下了历史的足迹。将它们纳入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保护范畴，不仅能扩充历史底蕴，还能提升人文价值。这至少能让人们明白，这里曾是大都的中心地带，至今仍保留着大都的坊巷布局。为何不加以考虑并付诸实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