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好课第五期来啦！聆听甲骨故事，探秘殷墟考古

倾听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传奇，以学识装点您的人生画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五季《国博精品课程》再次与大家重逢。

甲骨，作为我国古代进行占卜活动时所用之龟甲与兽骨，自1899年首次面世以来，已历经百余年。这些甲骨上所镌刻的晦涩文字，究竟蕴含着古人的何种奥秘？

今日，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刘一曼研究员，她将亲自分享她的殷墟考古经历，并为我们揭示甲骨文的神秘面容。

“国博好课”云端听【第五期】

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一曼

主　题：殷墟考古与甲骨学

时　长：46分钟

相关展览云欣赏：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

（温馨提示：本期“国博好课”文末附有图文阅读）

主讲人 | 刘一曼

开篇&结语配音 | 梅松松

文案&互动设置 | 张爽爽、庞道琼

音频剪辑 | 石静涛、仇　正、王　扬

听完这一课，来试试回答以下问题吧~

谢谢大家聆听，下期“国博好课”我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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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阅读】

殷墟考古与甲骨学

主讲人：刘一曼

讲座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博讲堂

讲座时间：2019年11月

刘一曼先生在“国博讲堂”讲座

刘一曼，1940年诞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博士生导师。她长期投身于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参与过小屯南地甲骨、郭家庄160号墓、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挖掘工作。在学术领域，她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著有《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等专著，还与他人合著了《中国古代铜镜》等作品。

2019年标志着殷墟甲骨文问世120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对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里程碑式的深远影响。我在殷墟从事考古工作已有数年，深刻体会到考古学与甲骨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们彼此依赖、相互推动、共同进步，因此在此领域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甲骨文是一门涵盖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文献学、民俗学、音韵学、金石学等多个领域的学科。今日我所探讨的殷墟考古与甲骨学，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和遗址来解读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的三次重要发现

自殷墟甲骨文被发现至今，据估计已有约十五万片，亦有说法称达十六万片。其中，绝大多数系由农民私自挖掘出土，而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则超过三万五千片。在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的九十一年间，甲骨文共有三次意义重大的发现。

1936年，甲骨文首次被重要地发掘出来，当时共出土了17096片甲骨文。这一发现纯属意外，恰逢1936年殷墟进行第13次挖掘，原定计划于6月12日结束。然而，就在那天下午4点左右，负责挖掘的王湘先生在127号坑附近，用小铲子轻轻翻动土层，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卜骨碎片。他立刻开始清理，随着清理的深入，发现的卜骨碎片数量不断增加，最终清理出了3000多片。当天夜幕降临，众人便结束了工作，计划第二天继续清理。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到晚上，他们辛勤劳作，竟然清理出了几大筐的卜甲，而且工作还未完成。面对这一情况，他们犯了难。正值酷暑天气，他们灵机一动，决定将这个甲骨坑搬回室内。于是，他们开始挖掘坑周围的土，将其打造成一个土柱，并将土柱装箱。为此，他们组织了48人进行搬运，耗时两天，从小屯一直抬到了安阳火车站。直到7月12日，甲骨坑才被运至南京史语所，随后进行了开箱整理。从挖掘工作开始到对出土文物进行开箱整理，历时整整一个月；随后，花费了三个月时间才将这批甲骨全部提取出来；编纂书籍的过程同样耗时颇长。经过最终统计，127号坑出土的刻辞甲骨共计17096片，其中绝大部分为卜甲，而卜骨仅有8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片的卜甲占据了多数，完整的卜甲版数超过300版。127号坑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对甲骨学领域的探究以及商代历史的研讨均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胡厚宣先生，参与了对127坑的整理工作，他所著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与二集，在学术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推动了甲骨学与商史研究的发展。

在甲骨文研究领域，1973年的一个重大突破，便是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我有幸参与了这一考古发掘过程。这一发现纯属偶然，当时我在殷墟工作，主要负责协助基础设施建设，并未计划对小屯进行主动挖掘。记得1972年12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小屯村的农民张五元急匆匆地带着甲骨来到工作站，找到了我们。那天上午，他在小屯村村南的路沟里挖掘煤土。由于农民买不起煤球，他们只能用煤灰和黄土来制作。挖了几锨黄土后，他注意到土的颜色逐渐变得灰暗，再仔细观察，发现里面夹杂着一些小骨头片。他捡起这些骨头片，发现上面刻有火号，即经过钻凿和灼烧的痕迹，这是用来占卜的骨片。他将这些龟甲碎片一一拾起，带回家仔细清洗后，发现其中几片刻有文字，于是将它们用纸包裹起来，兴冲冲地赶到了考古队。刚一进门，他就高声呼喊：“戴队长，我找到甲骨了，快来瞧瞧！”戴队长，也就是我们的队长老戴，我们纷纷跟随他来到他的房间，一同观看张五元带来的那些甲骨，其中六片上面刻有文字。尽管文字数量不多，但字体却十分清晰。戴队长当时与我同行，一同前往张五元发现甲骨的小屯南路路沟。我们用尖头铲轻轻刮过，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卜骨，遗憾的是上面并无文字。此外，还出现了几片碎陶片，其土色偏灰。经过我们的判断，这很可能是一个甲骨坑。

那是在12月底，气温极低，导致无法进行挖掘，于是我们用几车碎土将其掩埋。到了1973年3月，挖掘工作才得以启动。从3月至8月，再到10月至12月，我们连续在屯南地挖掘了8个月之久，出土了5260片卜骨、75片卜甲，以及超过100版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

小屯南地的甲骨藏品极为丰富，它们为探究商朝历史和甲骨文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卜辞的分期和断代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甲骨均经过科学挖掘出土，具备明确的地层联系，成功解决了以往在卜辞分期方面未能解决的问题。

在第三次甲骨文的重要发现中，我有幸亲自参与并主导了整个过程。这一发现纯属意外，发生在1991年，当时安阳市城建局计划在殷墟博物院门前修建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在动工之前，他们需要邀请考古队进行勘探。勘探队在花园庄东地100米处挖掘了多个探孔，其中三个探孔深入至2米9，使用洛阳铲挖掘时，从提取的土壤中发现了几片未刻文字的卜甲，这些卜甲上均留有钻孔的灼烧痕迹。初步判断，地下应有一个甲骨坑。

彼时，我们的领队是杨锡章，他拨通了电话，催促我火速前往现场进行甲骨的挖掘。在10月18日这一天，我携同一位年轻的助手，来到了工人们发现甲骨的地点，开始进行挖掘工作。经过连续三天的努力，我们成功揭示了一个长方形的坑洞，并为其编号为花东H3。

花东H3坑的长度达到两米，宽度则为一米，形状十分规整。面对紧迫的修路工期和寒冷的天气，我们急于完成清理工作。然而，尽管连续工作了两天，我们仅成功取出超过五十片甲骨。这些甲骨看似完整，实则已经碎裂成数十片，甚至上百片，提取起来十分困难。经过一番考虑，我们最终决定借鉴之前127坑的经验，采用木箱整体提取的方法。将木箱装入箱体后，我们租用了起重设备和大型平板货车，首先缓缓地将箱子吊起，接着稳妥地放置到卡车上，随后将其运送至安阳考古工作站进行开箱和清理工作。

花东H3坑发掘出1583片甲骨，其中带有文字的甲骨有689片。在这些甲骨中，卜甲占据了684片，而带有文字的卜骨仅有5片，其中300多版是有字的完整卜甲，其数量可与127坑相媲美。这个坑出土的甲骨内容极具重要性，其显著特征是，这些卜辞的撰写者是与王室关系密切的高级贵族。这些卜辞的内容新颖独特，对于非王室卜辞以及商代家族结构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出版了一套专著，引起学术界高度的关注。

殷墟甲骨文的这三次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现了其科学性、集中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甲骨的整治与占卜

学者研究表明，在古代，商朝的人们对至高无上的神明，即我们所称的上帝或天帝，以及祖先神和自然神，都抱有崇敬之心。他们通过在龟甲和兽骨上钻孔灼烧，以此来占卜，以此与神灵交流，探询各种事务的吉凶与否。

在此，我要向大家阐述甲骨整治及占卜的具体流程。商代的人们，他们习惯于利用牛的肩胛骨或是乌龟的甲壳来进行占卜，但在此之前，这些材料必须经过一番精心处理。首先，龟甲需要经过煮沸、剔除杂质、锯割和打磨等步骤，确保其表面清洁。接着，需要将背甲与腹甲相连的部分（我们通常称之为甲桥）锯开，以便将两者分开。通常，背甲还需从中部锯成两半，有些情况下，还需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或者在其中心部位钻一个小孔。在制作过程中，我们主要选用牛的肩胛骨，其背面具有一个垂直的骨脊。首先，需将骨脊锯直，接着削减骨臼下方的部分，某些情况下还需切除臼角，最后对表面进行打磨，使其光滑。

经过修整，接下来的步骤是进行凿刻和钻孔。凿刻部分呈现枣核状或长方形凹槽，这些凹槽大多是通过刀具精心雕刻而成。而钻孔则是在凿刻的旁边，形成圆形或半圆形的孔洞，这些孔洞或是用钻具或是用刀进行挖掘。

第三步是占卜的人提出占卜的事项。

第四步涉及烫制，需取燃烧后硬木枝条的尖端，将其置于凿好的槽或钻孔中进行烫烙。烫烙的同时吹风，甲骨的正面便会显现出卜辞特有的裂纹。占卜者会依据裂纹的走势，来判定卦象的吉凶。至于当时商代人是如何评判裂纹的吉凶，我们至今所知有限，但可以确认的是，那时确实存在一套既定的规则。

第五步为镌刻卜辞。在完成占卜后，需在卜兆一侧进行刻录。此刻辞内容涵盖占卜的具体时间、提问者身份、询问的具体事宜以及占卜结果的应验情况等。

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和会意字

甲骨文中蕴含着众多象形与会意文字，生动地展现了殷商时期社会中的诸多客观事物及其生活状态。通过对甲骨文字的形态进行考古学分析，这成为解读甲骨文的有效途径之一。

先说一下象形字。

图1

这是戈字（如图一所示）。在甲骨文中，戈字的上部横线象征戈头，而竖线则代表戈的柄部，即戈把，通常由木材制成。殷代时期的戈，其柄部长度大约在80厘米至1米之间。甲骨文中的戈字，其设计灵感很可能来源于此类装上木质柄部的铜戈。在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铜戈，大多数仅剩戈头，木质柄部已经遗失。

图2

这是“牛”字（如图2所示）。在甲骨文中，“牛”字呈现的是简化后的牛头正面形态，这种形态是对牛头线条的一种抽象表现。殷墟54号墓出土的铜牛尊，塑造的是水牛的形象，其体态丰满，四肢较短且粗壮，尾部低垂，眼睛呈目字形，眼珠突出，两只大角呈弧形向后延伸，双耳竖立。铜牛尊的躯体上装饰着精美的纹饰，显得格外华丽，堪称国宝级的文物。

图3

这幅图展示了万字的形状。甲骨文中的万字形状类似于蝎子，后来被借用作为数字的表示。在殷墟侯家庄M1001号大墓中，出土了一件名为骨簪子的残骨制品，其顶部形状与甲骨文的万字轮廓大致相同，两者都凸显了蝎子头部的前方那对弯曲的钳子。这一发现表明，殷人对蝎子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因而能够创造出这种形态的文字。

下面我再介绍一些会意字。

图4

这是“为”字（见图4）。在甲骨文中，“为”字的形象犹如人手牵引着大象，寓意着有所成就。在西北冈王陵区，曾发现两个专门用于埋葬大象的坑，其中一座坑中埋葬着一头大象和一名人类。另一座坑则仅埋有一头大象，而这头大象是亚洲象的幼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头大象的前肢上方，还发现了一只小猪的骨骼。而这个坑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大象脖子旁边悬挂着一个铜铃铛，这表明这头大象是被人类驯服的。在殷商时代，中原区域，尤其是安阳周边地区，气候较今日更为温和，且大象出没频繁。从“为”字的形状以及《吕氏春秋》中记载的“殷人驯象，对东夷造成威胁”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殷商人民已具备驯服和操控大象的能力。

图5

这是“夫”字（见图5）。其形状宛如人的正面轮廓，头顶处装饰着一枚簪，亦即笄。此字属于会意文字，在古代，男子成年后需束发并戴冠，而笄则是用来束发的工具。

殷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骨制和玉制的笄，数量多达数千甚至上万件。通常，玉石笄为贵族所使用，而普通百姓和奴隶则使用骨笄。在殷代，男性使用的笄通常每人一根。在后冈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祭祀坑，坑内有三个牺牲者，他们的头顶各插有一根骨笄。我在参与郭家庄M160墓的发掘过程中，同样发现了三个男性殉葬者，他们的头顶也仅有一根骨笄，这表明当时男子普遍只使用一根骨笄或玉笄。

图6

这是“姸”字（见图6）。其形状类似于女子头上的发簪。其形态多样，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头部插有两根骨簪。第二种字则像女子头上戴着一顶冠，冠顶上再插有骨簪。第三种字较为复杂，部分甲骨文并未对其进行解释。实际上，这代表了“笄”字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即异体字。

殷墟西北冈的M1550号大墓，其结构特别，拥有四条墓道，其中殉葬坑中发现了一具人骨，其头部上方摆放着约八九根骨笄，数量大约在六七十根左右，这些骨笄以孔雀尾状的方式排列。值得注意的是，在最上一排骨笄的间隙中，散落着许多绿松石。这一现象与第三个甲骨文中的“姸”字形状颇为相似。因此，我们推断，将第三个字释读为“姸”字，似乎更为恰当。

甲骨文“龙”字的秘密

这里我专门介绍一下甲骨文龙字的考古学研究。

龙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这一形象最早在七八千年前的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出现。历经数千年的演变，龙的形态持续变化，逐渐趋向规范，其内涵也日渐深厚。在龙的发展与变迁的漫长历史中，殷商时代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研究甲骨文中的龙，对于深入理解中国龙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以下将从几个角度进行阐述：

第一，是甲骨文中的龙字。

图7

甲骨文的龙字有多种形态(见图7)。

在第一排中，共有六个“龙”字，这些字的特点是龙头上长有角，身体呈现出S形弯曲，尾部向外翻卷。在甲骨学界，普遍认同这些确实是“龙”字，对此并无异议。

第二排同样刻有六个“龙”字，这些字的特征是头部没有角，部分字虽有所角，但其身体线条呈现出弧形弯曲，亦或是所谓的C形弯曲，且尾部向内卷曲。关于这六个“龙”字，学术界意见不一，许多学者将其解读为“龙”字，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其视为其他字。我个人亦倾向于将其解释为“龙”字。

第二，关于殷墟文物中的龙。

殷墟发掘的商朝遗物中，龙的图案屡见不鲜，这些图案正是甲骨文里龙字形态的原始来源。观察这些龙的身形特征，我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别：

图8

蟠龙纹属于盘卷状龙纹一类，其特征是身形修长，通常呈圆形盘绕，且大多缺少足部。这种纹饰常出现在青铜礼器上，尤其是铜盘上尤为常见，其龙头位于中央，两侧角大，眼睛呈目字形，尾部向外伸展。在妇好墓和小屯M18号墓中均有此类盘卷状龙纹的出土（见图8）。此外，这种形态的龙纹亦可见于玉制龙形器物，如妇好墓出土的玉龙中，也有少数呈现盘卷状且尾部向内卷曲的样式。

第二类龙纹呈现为细长的形态。该拓片描绘的是妇好墓中四足觥上的龙形图案，其身体曲线呈S型，具备角与足，部分龙纹呈现为直立姿态，而另一些则仿佛在爬行。在东北地出土的石磬上，也可见到龙纹，其特征是拥有一个瓶状的巨角，以及锋利的足爪和长长的尾巴。这些龙纹的身体上装饰有鳞片、云纹，或是回纹、三角纹等图案。此外，这种长条形龙纹中，还有一种是头部为一、身体为二的特殊形态。

第三种龙纹呈现弧线形状。其身长较前两种龙纹略短，通常以C形为主。这种龙纹在玉器中较为常见。而在铜器中亦有所见，例如在西北冈M1400号大墓出土的铜盂器底部，就装饰有此类龙纹。这些龙纹具有角和足爪，其躯体上还饰有鳞片纹理。

商代龙纹的起源引人深思。龙并非真实存在的生物，那么商朝的人们是如何创造出“龙”这个字形的呢？据我分析，这背后必然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在新石器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中就发现了带有龙纹的陶盆。这些陶盆的形状和布局与殷墟出土的盘状龙纹铜盘颇为相似。不过，两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商代龙纹盘上，龙头位于中央，尾巴向外伸展；而陶寺遗址的龙纹盆则是头部在外，尾巴朝内，且没有脚的描绘。

长条形龙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超过5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那里出土的蚌龙与妇好墓中四足铜觥上的龙纹在形态上大致相似，只是蚌龙的头部并未呈现角状特征。

弧线形的龙形图案与红山文化中的玉龙形象颇为相似，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妇好墓出土的玉龙上装饰有纹样，而红山文化的玉龙则没有此类装饰。

可以说，殷代所采用的龙纹图案，是在借鉴了新石器时代以及夏代龙纹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改造与创新的成果。

第三，甲骨卜辞中龙的含义。

在甲骨卜辞中，龙的意义大致可分为五种：其一，指代方国或地名；其二，用作对祖先的尊称，例如龙甲、龙母；其三，代表神灵的名称；其四，象征着灾祸；其五，与雨水有着紧密的联系。

龙在众多象征中，其核心含义之一便是神祇的称号，此因龙在殷人心目中代表着神灵，与殷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商代，人们会对龙进行祭拜，相信它能赐福，带来促使农作物生长的雨水，同时，龙也被视为吉祥和美好的象征。

龙象征着神灵，自然具备着连接天地的神通。张光直先生这位知名学者曾提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及其装饰图案，都承载着沟通天地间的功能。在殷墟出土的重要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具有相同功能的龙形图案。同样，玉器、石器、骨器上的龙形和龙纹，也都具备这种连接天地的神秘力量。

龙亦能助墓主灵魂飞升天际。即便殷墟王陵区M1005号大墓曾遭受盗掘，南墓道却有一小片区域幸免于难，那里出土了成排的石牛、石虎以及石龙。石龙位于最前方，且体积最为庞大，长度超过40厘米。这些石兽置于南墓道，其意究竟何在？学术界普遍认为，龙与虎均为能沟通天地之灵兽。牛是否如此呢？在我看来，若牛的肩胛骨能被用作占卜工具，这便显示出牛在殷人心目中具有灵性，且能够与神灵沟通。

在商代的大型墓葬中，若存在四条或两条墓道，那么南侧的墓道无疑是最为宽敞且最长的，这表明它是殷商墓葬中最为关键的墓道。在安葬过程中，棺椁与随葬品正是通过这条墓道被送入墓室，同时，它也是墓主灵魂通往彼岸世界的主要路径。据我推断，沿着南墓道排列的石龙、石牛、石虎，或许肩负着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神圣职责。

第四，是文物当中反映出龙与水有密切的关系。

殷墟遗址中，龙纹图案常出现在各种水容器上，比如盘、盆、盂等，其中铜制的盘和盂尤为多见。在西北冈1005号墓葬中，出土了两件中柱旋龙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盂中四条龙围绕着中柱旋转的生动姿态，一旦注入水，它们便开始转动，这象征着在装满水的铜盂中，龙仿佛随着水流蜿蜒游动。此外，龙与水的紧密联系，亦可通过铜盆的图案设计得以体现。铜盆里龙居中，周边的动物常见鱼纹。

“车”字与殷墟出土的车

殷墟地区已陆续发掘出近百座车马坑，这些坑中出土了二十到三十辆较为完整的马车，以及若干条清晰的车辙。通过将考古出土的与车相关的遗迹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形状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商代车子的构造和功能。

图9

甲骨文的车字(见图9)，车字形体有好多个，我选了这四个。

商代铜器上的铭文里，金文所书写的“车”字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样式（如图10所示）。

图10

甲骨文中的车形符号与殷墟发现的马车在构造上存在高度一致性，它们均具备一个车辕、一个车轴，车轴贯穿于两个车轮之中，车箱即车厢，以及两个车轮和一个车衡。车衡位于马的前方，其下方设有两个轭，这些轭被套在马的脖子上。总体来看，甲骨文所绘的车形与实际挖掘出的马车结构在基本形态上保持一致。

因为甲骨文中的车形符号与已出土的马车模型高度吻合，故而通过深入分析商朝时期的甲骨和金文中的车形符号，可以追溯并了解所发掘马车各个部件的具体构造。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已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以车衡与衡末饰为例，在1987年之前，我们所出土的几辆车中，其车衡末均呈现直线形态。因此，有学者据此推断，商代时期的车辆应为直衡式。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金文中，关于车的描述中不乏曲衡之字，甲骨文中的车字同样既有直衡也有曲衡的记载。鉴于文字记载中存在这样的多样性，实物形态亦应呈现出相应的丰富性。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颇具合理性。在1987年，我有幸参与了挖掘与整理，发现了第一辆曲衡式的马车，这一发现充分证实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所见的“车”字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实际依据的。

此外，在古代的金文资料中，某些“车”字所描绘的衡木两端装饰有三角形的图案，这实际上是对衡木末端的装饰手法。在1987年之前，部分学者将其视为“当卢”的象征，原因是那时尚未完整发掘出车辆，且三角形装饰部件亦分散于其他位置。然而，我在1987年参与的郭家庄52号车马坑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三角形铜制装饰件直接固定在衡木的末端，这一发现证实了其特定的用途。

其次，谈及车轼。在金文中，有一个特定的字，描述的是车厢前端的那根横木，称作车轼。以往人们认为车轼仅存在于西周时期，而商代并无此物，因为尚未发现完整的商代车轼实物。然而，我亦曾思考，既然金文中出现了这个字，那么商代很可能也存在着车轼，否则为何要创造这个字呢？1992年，我在参与发掘的一个车马坑中，成功清理出了清晰可见的车轼遗存。随后，我们陆续发现了多辆带有车轼的车辆，这一发现使得车轼的问世时间被推前至商代。这一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文对我们研究思路的启发。

在1987年之前出土的商代车辆，其车辕均为笔直形态。我亦曾思考，在金文中记载的曲辕车辆，我们是否能够寻找到类似的实例？带着这样的疑问，在挖掘车马坑的过程中，我格外留心观察。最终，在1995年，我们在梅园庄清理出了两辆车辆，它们的辕首部分呈现出弯曲状，且车辕延伸至衡器附近后开始向上弯曲。

金文中的车厢，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椭圆形的，这不禁让人思考，商代的车厢形态是否也呈现出多样性？在1987年之前，学者普遍认为车厢的形状主要是长方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仅清理出了几辆长方形的车。然而，到了1992年，我在参与清理一个车马坑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车厢竟然是椭圆形的，此外，我还清理过梯形的车厢，这充分表明殷代的车厢可以包括长方形、椭圆形、圆形以及梯形等多种形状。

此外，在甲骨文中，尚有三片卜辞记录了车辕、车轴断裂的情景，部分学者将其解读为“辍”字。

卜辞的第一部分描绘了车辕断裂的场景，记载了商王在狩猎过程中，马车的车辕不幸断裂，导致有人因此摔倒。

图11

第二片卜辞目前陈列于我国的国家博物馆，其中展出了车轴断裂的“车”字（如图11所示），内容记录了商王在狩猎途中遭遇的车祸，车轴断裂导致马匹受惊，进而使得商王车上的某位人士不慎坠落。

第三片卜辞中描绘了车辆既弯曲了车辕又断裂了车轴的情景，这些内容详细记录了商王在狩猎过程中所乘坐的车辆发生的损坏状况。

1995年，我在对梅园庄北地车马坑进行挖掘时，意外地发现坑中埋藏着两辆马车。其中一辆保存完好，配有两匹马匹。而另一辆则破损严重，车轴和车辕均已断裂，车厢也因挤压而变形。这辆断裂车辕、车轴的马车与甲骨文中的“车”字图案相互印证，从而揭示了当时车辆材质并不十分优良。

最后补充一点，关于马车在商代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主张车兵是主导力量，步兵则作为辅助进行战斗；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步兵和车兵同样重要，都是主要的作战力量；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步兵是核心，车兵及其他兵种则相对次要。

这三种观点，大家不妨进行一番探讨。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理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在甲骨文中，关于用车进行战斗的记载极为罕见。其中，关于车的卜辞仅有二十余条，而这些卜辞中多数残缺不全，真正能够明确辨识的不过十余条。在这十余条中，真正描述用车作战的仅有两条。其中一条是《合集》中的6834号卜辞，但关于这条卜辞，学术界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其描述的是用车作战的场景，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这里的“车”字实际上是指人名。此外，还有一条卜辞出自第五期，记录的是帝辛时期的往事。它描述了一场与方国的战争，其中提到了缴获了方国的战车、马匹、盾牌，以及大量的弓箭。在这段文字中，特别提到了“车二丙”，意指共缴获了敌方两辆战车。

总体而言，关于用车参与战斗的卜辞资料极为罕见，这反映出那个时代车辆在军事行动中的应用并不频繁。

其次，经过对出土马车结构的深入研究，我发现商朝的马车相较于西周时期，其设计显得较为沉重且不够灵活。具体来说，商朝马车的车轴长度通常达到3米，最短也有2.9米。此外，其车轮直径较大，介于1.4至1.5米之间，且辐条数量较少，大多数情况下为18根。因此，这类马车在速度上并不快，转弯也缺乏灵活性，不太适宜用于车战。

第三，在商代时期，无论是用于出行还是军事作战的车辆，都采用相同的设计，并未区分出专用于战争的兵车。那么，我们如何辨别一辆车是用于乘载还是用于作战呢？主要是通过车内的物品来判断：若车厢内装备有兵器，便判定为兵车；若没有兵器，则视为普通的乘用车。这些兵器包括铜制的戈和箭头，但并不包含矛。戈的柄部相对较短，从商代金文中描绘的人持戈的形象可以看出，戈的长度大约只到人体的一半或略短。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商代戈矛的柄部长度介于80厘米至1米之间。这种短柄戈矛并不适宜用于车战，因为在两辆战车交错碰撞时的肉搏战中，它无法有效砍击到对方。而周代的战车装备了矛、戟、殳等兵器，其长度超过三米，这使得它们在车战中能够有效杀伤敌人。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坚信在商代的军事冲突中，马车并非核心力量，其主要作用在于调度、物资输送以及信息传递。杨泓先生早已阐述过这一见解，我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些看法，关于这一点，大家不妨各抒己见，共同探讨。

在甲骨文1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气氛庄重而热烈，我及众多专注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的学者们均深受鼓舞。鉴于国家对此学科的高度重视，我们理应加倍努力，投身于甲骨文及考古学的研究工作中，力求在学术成果上实现更大突破。

本文首发于《光明日报》2019年12月7日的第10版，讲座所需资料与图片均来源于我国的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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