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大学挂五科面临转学，成绩单竟如炮弹般轰到家
1936年，我初入大学校园。当年期末，我遭遇了五门课程的滑铁卢。依照校规，若有三门不及格，便需“自愿”转学。显而易见，我的去留已成定局。有的同学即便只挂三门，也得在院长办公室枯坐两小时，而我们这种全军覆没的情况，连等待的资格都没有：一、二、三，直接离校，过程简单至极。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我校拥有一项非凡的创举，非但将成绩单寄往学生家中，更是将其装入炮筒发射——“砰”的一声巨响，消息瞬间传遍。当我抵达纽约的住所时，连家中的管家似乎都已知晓我退学的消息，对我态度冷淡。总之，那晚的遭遇堪称糟糕至极。父亲平静地对我说，我的正规学习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没有后续的发展。我原本打算提出，或许可以尝试报名参加一个暑期学校或者类似的项目，但最终还是选择沉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母亲也在场，她不停地抱怨，声称她早就知道我应该早点和辅导员沟通，否则聘请辅导员又有什么意义呢？提及此事，我便心生逃离的念头，打算约上几位朋友前往“彩虹屋”消遣。无论如何，这一晚终于结束了。终于到了我需全力以赴承诺——但往往这种承诺并不可靠——彻底改过自新的时刻，然而我发现自己并未真正将心思放在这上面。
尽管父亲那晚声称他打算让我参与到他的公司事务中，然而我心中清楚，不出一周，必定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我倒是十分好奇，父亲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深思熟虑，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带我进入公司大楼——毕竟，我曾经赤身裸体被他的两位助手撞见过的那一次。
几天后，令我惊讶的竟然是我自己。在饭桌上，父亲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询问我是否愿意前往欧洲学习一两门外语，以备公司未来的需求。他为我规划的行程是：先前往维也纳，之后或许会去巴黎，至于其他地方，他并未详细说明。
我毫不犹豫地郑重承诺，我非常乐意承担这项任务。那时，我刚刚与住在七十四街的女友结束了关系，心情颇为低落。此外，我始终坚信在维也纳这座城市中，可以找到贡多拉——一种源自意大利威尼斯的典型交通工具，其外形为两端尖锐、头部和尾部较高的单桨长形小船，大多数为黑色，可容纳六人，并由一名船夫驾驭。这是一个我犯下的失误，维也纳位于奥地利，与威尼斯相隔甚远，这一点在下文中也有提及。然而，不管怎样，贡多拉还是相当不错的。
数周之后，即当年的七月，我乘坐船只踏上了欧洲的土地。顺便一提，我的护照照片与本人简直是一模一样。那一年，我刚好十八岁，身高达到六英尺二英寸，穿上衣服后体重约为119磅，而且烟瘾颇重。若将歌德塑造的维特及其所有忧愁置于S.S.雷克斯号的甲板上，与我及我的困扰相较，他恐怕会感到羞愧，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可笑人物罢了。
我们的船只抵达了那不勒斯，我在那里换乘了开往维也纳的列车。当火车途径威尼斯时，我猛然醒悟，原来贡多拉是威尼斯的特产，差点便决定下车。然而，在是前往维也纳还是留在威尼斯的抉择上，我犹豫了许久，结果错过了下车的机会，倒是与我同车厢的两位旅客及时下了车。
显而易见，在我告别纽约之际，父亲便与我立下数条约定，明确了我抵达维也纳后应遵守的规矩。这些规矩涵盖了：每日至少参加三门语言课程；避免与那些追逐世俗利益——尤其是那些比我更激进的年轻人——过于亲近；在消费上应避免浪费；着装打扮既要注重风度亦不可忽视舒适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坦白讲，我确实将其中的一些原则铭记于心。我跟随一位天赋异禀的年轻女性每日研习德语长达三个小时，这位女士是在我暂居于格兰德大酒店期间结识的；为了节省开支，我在郊区寻得一家价格远低于格兰德的旅舍——然而，该地晚上十点之后便无电车通行，因此我不得不乘坐出租车；此外，我穿着得体，颇为保暖——为了抵御寒冷，我一次性购入了三顶蒂罗尔纯棉帽（注：蒂罗尔位于西奥地利的山区）；与我交往的也都是相当和善的人——例如那位我在布里斯托酒店相识、曾借我三百先令的英俊少年。简单地说，我自认为混得还可以，犯不着天天给家里写信诉苦。
我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逗留了超过五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频繁光顾舞厅、滑雪场以及溜冰池，与一群年轻的英国小伙子们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大声喧哗。此外，我还观摩了两家医院为患者进行的手术，并接受了一位吸烟的匈牙利年轻女士的心理咨询。我的德语课程也按部就班地进行。总的来说，我的生活过得既舒适又惬意，几乎没有烦恼。不过之所以说这些只是为了给后文作个引子。
据我推测，对于每个人而言，都至少存在一座城市——或许只有一座——在那里，会有一个女孩占据他的全部心神。不论他是否认识这位女孩，或者认识到了何种程度，都不会改变这一事实的发生。仿佛这位女孩一直在那座城市等待着，那座城市对他而言，似乎仅仅是为了孕育出这位女孩而存在，便是如此。
莉娅居住在我所租住的公寓楼下，那栋公寓就是我的寄宿之地。她当时年仅十六岁，拥有维也纳与犹太血统，身材曼妙，举止得体。她拥有一头如瀑布般倾泻的深色长发，耳朵是我所见过的最为精致的；她的眼睛明亮有神，在我提及让她感到惊讶之事时，她的眼睛还会瞪得更大。她的双手呈浅褐色，手指修长，动作简洁，从不做出多余的动作。每当她落座，那双手便安分地停留在她的膝头，纹丝不动。总的来说，在我所遇见的众多佳丽之中，莉娅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她能捕获我的视线，实在是在意料之中。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周大约有两三次机会遇见莉娅，每次与她相聚的时间大约有半个钟头，不过这些相聚都发生在我俩的公寓内。我们未曾一同外出跳舞，也未共同参加过演唱会，甚至散步之类的活动也未曾有过。自从与她相识，我很快了解到，她的父亲已经将她许配给了某位波兰青年。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未曾将我们之间的纠葛公之于众——我内心深处并不愿意这么做，尽管我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或许是我深思熟虑，顾虑太多；又或许是我胆怯，不敢将这次偶然的相遇转化为一段恋情。至于其他可能的原因，我实在无从得知。或许过去的我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然而，关于如何追寻这些答案，我早已忘却了。若你茫然不知生活之解，便难以无所事事地闲逛而自鸣得意。
邂逅莉娅的那天，天气很好。
我房中放置着一台留声机，旁边摆放着两张来自美国的唱片。这些唱片是那位女房东赠予我的礼物，异常宝贵。她将唱片递给我后便匆匆离去，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她那激动的眼神几乎要模糊了我的视线。其中一张唱片收录了多萝西·莱默演唱的《月光月影》这首歌曲。
1914-1996
美国知名影坛巨星，于1936年因《丛林公主》一片而声名鹊起，其中广受欢迎的作品包括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路”系列电影，以及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大马戏团》等。她不仅演技出众，还拥有动人的歌喉，在多部电影和音乐剧中展露歌艺。此外，她还录制了康妮·博斯维尔的《你在哪里？》（译注：康思坦丝·芙瑞·“康妮”·博斯维尔）。
1907-1976
美国知名女歌手，与她的胞妹玛莎·博斯维尔及赫尔维夏·“维忒”·博斯维尔于三十年代组建了“博斯维尔姐妹”乐队，该乐队在当时被誉为顶尖乐团之一。1936年，乐队宣布解散，而康妮则独自继续她的歌唱生涯。唱片略显陈旧，那名女歌手的嗓音显得颇为吃力，似乎她们正随时准备着，一旦我的女房东步至房门，她们便即刻收拾行囊离开。
黄昏时分，我独坐在客厅内，向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少女挥毫泼墨，力劝她抛却学业，追随我至欧洲共结连理。此类举动，我已不止一次。屋内机关歌声静默。突然，一阵歌声传入耳畔，那是康妮的歌曲，仿佛博斯维尔亲自在窗外吟唱。歌声中，她唱出了《你在哪里？》的旋律。
你在哪里？
抛下我，去了什么地方？
有没有一点点想我？
你在哪里？
激动之下，我猛地站起来，扑到窗前往外看。
那座公寓的阳台之上，有一个女孩儿伫立，沉浸在秋日黄昏的余晖里。我这边视线所及，无法窥见她的动作，仅能目睹她斜靠在阳台的围栏上，对周遭的一切毫无察觉。在金色的光辉映衬下，她那优雅而柔和的侧影令我陶醉不已。我内心激动了好一阵，这才鼓起勇气向她打招呼。她抬起头来，目光望向我的方向。尽管她表现得像是真的惊讶，但我确信她心里清楚我听到了她模仿康妮唱的歌。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我用极其生硬的德语询问她，是否可以下到她家的阳台，这个请求显然让她感到困惑。她用同样不流利的英语回应，表示她认为她的“父辛”可能不会答应。这句话让我对她父亲的负面印象更加深重。不过我还是勉强点了点头，表示我完全理解。
然而，转机很快出现。莉娅表示，尽管我无法前往她的住处，她却可以来我家。这突如其来的喜悦让我头脑发热，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随后，我迅速关上窗户，在屋内快速地来回穿梭，用脚将屋内散落的杂物堆放在一起。
我已无法确切回忆起那晚的具体情形。实际上，我们共度的每一个夜晚都几乎如出一辙。不论怎样，我都无法辨识这一晚与那一晚之间有何差异，真的无法分辨。
莉娅敲门的声响清脆，其中夹杂着几分迟疑，宛如诗篇中的韵律，起初透露出她那份特有的纯真与甜美，而结尾处偶尔也透露出她这个年纪的许多女孩共有的那份天真与烂漫。每当我赶去为她开门，还未抵达，便已沉醉于那份崇拜与幸福之中。
我们在入口处假装庄重地相互致意，随后莉娅步入室内，自然而然地走向临窗的座位，静候我们对话的展开。
她的英语水平与我的德语相当，听起来都让人难以忍受，不过偶尔我还是会讲德语，她也会用英语交流，幸运的是，大部分时间我们的对话还是相当动听的。
嗨，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译注：德语原文为Wie geht es Ihnen?）我这样开口。我从不重复使用同一句问候语去跟莉娅打招呼。
我状况良好，劳你歇息片刻。”莉娅脸颊泛红地回应道。她总是这样，即便我不注视她，她也会不自觉地脸红。
天气晴朗，对吧？（译注：原文中的Schn, nicht wahr?）然而，我对此并不关心，不管外面是下着雨还是其他什么情况。
“是。”她也不管。
嗯，你今天有去电影院吗？（译注：原文中询问的是“Waren Sie heute in der Kino?”）这问题我最喜欢问。莉娅每周有五天都要在她的父亲经营的化妆品工厂里上班。
“没有。我要在父辛的工厂里帮忙。”
嗯，是的，我记起来了。那个地方还是挺不错的吧？（译注：原文中的“dass ist recht!? Uh. Ist es schn dort?”）
“没意思。工厂很大，工人很多，都在里面跑来跑去的。”
“嗨，那可糟透了。（译注：原文Dass ist ）”
对了，能否来一杯咖啡呢？（译注：原文中询问的是“一起喝杯咖啡如何？”）我接着说道。
“我吃过饭了。”
我明白，来，喝杯茶如何？（译注：原文中的“Ja, aber Haben Sie ein Tasse”经过改写，以保持原意）
“谢谢。”
我起身，将那张既用作书桌又堆放杂物的桌子上的笔记纸、鞋架、烘干机以及其他杂乱物品移开。接着，我插上了咖啡壶的电源插座，并显得颇有智慧地补充道：“咖啡对你的健康有益。”（译注：原文 ist gut。）
我们通常每人都会喝上两杯咖啡，边喝边互相传递着奶油和砂糖，戏谑地说我们仿佛是送葬时一同分发白手套的抬棺人。莉娅经常带来一些蛋糕，蛋糕被粗略地用蜡纸包裹着。她一走进起居室，便如释重负地将蛋糕卸下，直接塞入我的左手。而我只需将它们整个吞下即可。之所以选用“囫囵”这个词汇，首先是因为每当她在我身边，我从未产生过食欲，再者，我总觉得在享用她带来的食物前，最好先仔细考虑一番，以免不小心将化妆品误食——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在品味咖啡的时光里，我们鲜少交谈。直至咖啡尽兴，对话才从之前被打断的地方续起——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转换了新的话题。
嗯，窗户——哦，我的意思是——您感觉冷吗？（译注：原文中是询问“在那里很冷吗？”）这样的问题我会满怀关切地提出。
“不！我挺暖和的，谢谢你。”
你不用担心寒冷。至于你爸妈，他们身体怎么样？（译注：原文中的“Dass ist gut”被替换为“你不用担心寒冷”，“Wie geht’s Ihre”被替换为“他们身体怎么样”，其余部分保持原意）我似乎总是询问她父母的健康状况。
他们人很好，对此表示感谢。据她所述，她的父母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即便她妈妈已经患了肋膜炎长达两周之久。
莉娅偶尔会试图寻找谈话的切入点，而且她始终只关注一个话题。然而，她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她自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颇高，在交谈中既不重复内容，错误也极少。她常常会问：“你今天早上过得如何？”
你的评价是关于我的德语课程吗？嗯，确实如此，那门课相当不错，真的，非常好。（译注：原文中的Sehr gut. Ja. Sehr gut.）
“学的什么？”
学习了什么内容呢？嗯，是强化动词，也就是变化强烈的动词。这真的很引人入胜。（译注：原文中的“Die verbs”指的是德语中的“变化动词”，此处译为“强化动词”以符合原文风格。）
若将我与莉娅那段糟糕的对话详尽记录，恐怕纸张难以容纳，然而我实在想不出有何价值。在我们对话中，实在难以寻觅到一句有实质性内容的话语。自四个月前至今，我们共度了三十至三十五个寂静的夜晚，彼此无言以对。每当遭遇这漫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刻，我便会想，若我死后需踏入地狱，那么最严厉的惩罚或许便是被困在一间狭小的屋内——不论寒冷还是炎热，皆可接受，但条件是必须极度通风——反复聆听我和莉娅的对话录音，而播放的设备则是纽约扬基队（译注：纽约扬基队）的专用播放器。
New York ，缩写为NYY
该队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美国联盟东区的一部分，其比赛主场设在美国纽约布朗斯区。该队伍在39次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联赛中赢得了26次冠军头衔。主场体育馆内的扩音大喇叭，其声音能够遍布整个球场。
那晚我感到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开始为莉娅列举自美国立国以来的历任总统名单：林肯总统，他是共和党的一员，同时也是南北战争期间北军的杰出领袖；格兰特总统，同样来自共和党，他在那场战争中担任联邦军总司令；塔夫特总统，也是共和党成员，他是美国历史上的第27任总统。除此之外，我还尽力按照时间顺序，将其他总统的名字一一列出。
那天夜晚，我向她传授了关于美式足球的知识，全是用德语进行的，这一过程持续了至少一个半小时。
那天晚上，我忽然兴起，想要为她绘制一张纽约市的地图。她并未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我可以发誓，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为他人绘制地图的愚蠢想法，更别提我实际上并不擅长绘画。然而，我还是付诸行动——即便美国海军也无法阻挡我内心的这股冲动。我清晰地记得，我在那个原本属于麦迪逊大街的地点填写的是莱克星顿街，之后我便不再理会此事，就这样置之不理了。
又一次，我向莉娅朗读了我所创作的剧本，这部作品的名称是《他不傻》。剧本中讲述的是一位来自牛津的青年，他英俊潇洒、沉着冷静、随性不羁且充满活力——他的形象与我颇为相似——因涉嫌一桩棘手的疑案，他被苏格兰场召见。案情如下：有一位名叫法恩斯沃斯的女士，她既机智又幽默，对酒有着极高的热爱——她每周二都会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她被绑架的丈夫的一根手指。正是这个剧本，我在给莉娅讲述时，特意避开了所有涉及性爱的内容——显而易见，这样的处理严重影响了戏剧的整体效果。在莉娅听完之后，我含糊不清地向她解释道，这部剧本“尚未完成”。莉娅似乎对此表示了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似乎有意向我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刚刚朗读给她听的那份剧本堪称完美无瑕……她正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看起来异常美丽。
我终究是意外获悉，莉娅已有未婚夫，然而这并非莉娅亲口告知。此类话题自然不会在我们交谈时被提及。
在认识莉娅一个多月后的某个星期日下午，我于维也纳知名的施维登基诺影院内，其熙熙攘攘的大厅中与她不期而遇。这还是我首次在她住所的阳台或是我的客厅之外见到她。她身处一群普通而木讷的人群之中，却依然显得优雅迷人，令人陶醉。因此，我决定暂不购票，先去与她交谈几句。然而，当我费力地穿过大厅，踩着众多人的脚时，我意识到她并非孤身一人。一个男的站在她身旁，而且从年龄来看绝对不可能是她的父亲。
莉娅见到我后，神情显得有些慌张。她努力振作，为我们彼此做了简短的介绍。她的那位护花使者帽子歪斜地戴在头上，轻轻一碰脚跟，轻轻握了握我的手，算是打招呼。我带着一丝傲慢向他微笑。他并没有显得那么盛气凌人，态度平和适中。我猜想他可能并非奥地利人。
我们三人随意地闲谈了几分钟，随后我找了个理由离开，返回购票处，站在队伍的末尾。在电影播放期间，我起身坐下多次，在座位之间的通道里搜寻许久，最终也没有再发现那两个人。顺便提一下，那部电影是我所看过中最糟糕的，糟糕得无法形容。
在次日夜晚，如常地品味咖啡之际，莉娅带着微红的面颊向我透露，我曾在施维登基诺电影院目睹与她同行的那位青年，竟是她的未婚伴侣。
莉娅目光紧锁在门把手上，缓缓开口道：“我父亲计划在我十七岁那年为我安排婚事。”
我微微颔首。在爱情领域里的失误，就如同在英式足球比赛中出现的犯规动作，并非每一处都能立即被察觉。我轻咳一声，问道：“呃，能否请您重复一遍，他的名字是什么？（译注：原文Wie er, again?）”
莉娅再次重复——然而我依旧未能完全听懂。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个名字实在过长，令人畏惧。无论我怎样去想，总觉得这个名字与那个戴着歪帽子的年轻人形象颇为契合。于是，我为我们俩各自加了些咖啡。随后，我迅速起身，拿出我的德英词典，查阅了几个单词。查阅完毕后，我转向莉娅询问：“你愿意步入婚姻的殿堂吗？”（译注：原文 Sie Ehe?）
她没看我，慢吞吞地回答：“我不知道。”
我再次点了头。她的回应对我来说仿佛一剂安抚心灵的良药。我们俩沉默地坐着，谁都不敢直视对方。待我再次将目光投向她时，我惊讶地发现她显得格外耀眼，令我瞬间感到呼吸不畅。在冲动驱使下，我几乎是大声喊道：“您非常美丽。是这样的吗？”
可莉娅的面颊瞬间泛起了红晕，我不得不暂时停下——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漫长的沉默。
那天夜晚，我与莉娅除了相互握手，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身体接触。大约九点半，莉娅从窗边的座位上起身，声称时间已晚，她匆忙地准备下楼。与此同时，我急于送她出门，却与她一同在客厅那狭窄的门廊中尴尬地挤作一团。这一幕几乎让我们俩都感到窒息。
随后，我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以便学习第二门外语。与此同时，莉娅正身处华沙未婚夫的家中。遗憾的是，我们未能亲自告别，于是我留下了一张便条。那张便条的草稿，我至今仍妥善保存着。其内容，若用英语表述，便是：
“维也纳
1936年12月6日
亲爱的莉娅：
我深感惋惜，即将启程前往巴黎，在此向你深表告别。结识你实乃人生一大幸事。愿你在华沙与未婚夫及其家人共度欢乐时光，并预祝你们的婚礼圆满成功。此外，我将把之前提及的那本《飘》一书寄送给你。谨致崇高的敬意。
你的朋友，约翰”
在巴黎逗留期间，我未曾向莉娅寄送过一封信件。此后，亦未曾有过此类行为。同时，我也未曾将《飘》这部作品寄给她，因为那段时间我始终处于忙碌之中。
1937年，当我重返美国，重新踏入大学校园之际，一天，一个扁平的圆形包裹从纽约邮寄至我手中。包裹内附有一封书信。
“维也纳
1937年10月14日
亲爱的约翰：
我一直在挂念你的近况，心中充满了对你的思念。告知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现在与丈夫定居在维也纳。他嘱托我代他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或许你还记得，我们曾在施维登影院有过一面之缘。
我父母依然居住在施迪费尔街18号，那地方离我不远，因此我经常前往探望他们。你曾经的房东，舍罗斯太太，在一年夏天的某个时刻因癌症离世。她曾嘱托我将这几张唱片转交给你，因为你离开时遗落了它们。然而，我迟迟未能掌握你的联系信息。直至后来，我结识了一位名叫厄休拉·哈默的姑娘，她才向我透露了你的通讯方式。
我和我丈夫很期待你能常和我们联系。
顺祝：时祺。
你的朋友，莉娅”
她没在信里面写上夫姓，也没写地址。
数月来，无论身处何地，我都将这封信带在身上，不时地取出翻阅。有时在酒吧，有时篮球赛间休息，有时课堂之中，甚至寝室角落，直至信纸被钱包染上颜色，我方才不得不将它移至他处。
当希特勒的军队踏入维也纳城时，我正身处新泽西，忙于完成地质专业大一第二学期的地质勘察任务，目标是探寻石灰石矿层。然而，我对这项任务并无太多热情。德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的数周乃至数月间，我始终对莉娅的安危忧心忡忡。有时，仅仅思考并不能彻底消除我的担忧。例如，某日我在阅读最新发行的报纸时，目睹了维也纳的犹太同胞们被迫弯腰屈膝擦拭人行道，我立刻冲出寝室，从书桌的抽屉中迅速取出了一把自动手枪，将其藏入口袋，接着悄无声息地翻越窗户，跃入大街。那里停放着一架配备无声引擎的单翼飞机，时刻待命，只待我那股冲动爆发，便将我送往欧洲的战场。我可从来不是那种只会袖手旁观的人。
1940年夏日尾声，我在纽约的一次社交活动中邂逅了一位姑娘。她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逗留过，不仅与莉娅相识，还曾同窗共读。我原本已为她拉过一把椅子，打算静心聆听她讲述莉娅的故事，然而她却全神贯注地向我描述她在宾夕法尼亚州所见的一位与加里·库珀极为相似的男子，紧接着又评论我的下巴显得十分柔弱，并且提及她对貂皮抱有厌恶之情。最终，我费尽周折从她的话语中得知：她同样不清楚莉娅是否已离开维也纳。
在二战期间，我服务于一支步兵部队，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我的职责涵盖向当地居民询问信息，以及审问纳粹战俘以搜集情报。在这些战俘中，不乏一些来自奥地利的同胞。那位原任警长——我总感觉他那身土灰色的制服之下，隐藏着山地人特有的皮短裤——他本是维也纳的居民。他提供的信息起初让我抱有一丝希望，但随后我逐渐意识到，他所提及的那个女孩并非莉娅，只是巧合地拥有相同的姓氏。还有一位被俘的士官，他同样是维也纳人，他站立得笔直，满含紧张，向我描述了维也纳犹太居民所遭受的残酷折磨。我以前确实鲜少遇到像这位士官那样既高贵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出于对他的一种戏谑恶意，要求他将左臂的袖子卷起，直至露出紧邻腋下的纳粹党卫军（SS，即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徽章，以此暗示他或许也犯有罪行。随后，我便不再过问莉娅的事情了。
战事落幕数月，我受命前往维也纳，负责送达几份至关重要的军事文件。我与一位同事乘坐一辆吉普车，于一个酷热难耐的清晨从纽伦堡（位于德国东南部，是纽伦堡法庭的所在地，盟军曾在此对主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出发。翌日清晨，我们便抵达了更为酷热的维也纳城。在俄军控制的区域，我们被滞留了长达五个小时之久，更有两个无赖卫兵企图夺走我们的手表。我们历经艰辛，终于踏入了美军所控制的区域，此时已是午后时分。我昔日所居的那条街道，斯蒂福斯特拉斯，同样位于被占领的范围内。
为了打探莉娅的下落，我走访了斯蒂福斯特拉斯街角的一位烟草商贩，询问了阿伯塞克街上的药剂师，以及一位让我打招呼时惊慌失措、至少跳起一尺高的街区女士，还有一位坚称在1936年电车上见过我的男士。其中两人告知我莉娅已经离世。药剂师则建议我寻求温斯登大夫的帮助。随后，我重返了吉普车，沿着街道驶向G-2区的总部。途中，我的同伴情绪高涨，他朝着路边的女孩吹奏起号角，并告诉我他打算去军中牙医那里探望一番。
送完文件，我一个人坐进吉普车，去找温斯登大夫。
黄昏时分，我驶回了斯蒂福斯特拉斯街。将车停妥后，我踏入了我昔日居住的旧宅。这所房子已被临时改为低级军官的居所。一位红发空军参谋，曾在首次空降行动中抵达，此刻正坐在屋内一张军用桌前，细心地清理着手指甲。我步入屋内时，他抬头望向我，眼神显得随意，仿佛对我并不在意，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军衔相仿。这要照我以前的脾气非揍他不可。
“我能上楼上看看吗？”我问，“我以前住这。”
“楼上是军官们住的，老兄。”他回答。
“我知道，我就上去待一会儿。”
这显然不可接受，对此我深感歉意。话音刚落，他拿起那把折叠式小刀，开始细心地清理指甲缝中的污垢。
“就一两分钟。”我坚持道。
他缓缓地将手中的刀子放置一旁。“我告诉你，老哥，我可不是在胡言乱语，但我被指示不得让任何陌生人进入楼层。即便对方是艾森豪威尔，我也绝不会让他通行。我正要——”话音未落，一阵铃声突然响起，打断了他的话。他迅速拿起桌上的电话，将听筒贴近耳朵，同时目光依旧牢牢地锁定着我。“是的，上校。”正是我……正是……正是，长官……我立刻通知桑提尼下士将它们放置于冰块之上冷藏，立刻行动。没有问题……对了，我认为我们最好请管弦乐队移步至阳台，就这么办。然而，总共只有三位成员……是，长官……是的，我和福茨少校已经沟通过，他表示女士们的衣物行李可以暂时存放在他那里……是，长官。对，长官。您要求我们尽快办理，没问题，现在就开始处理。您提到不愿虚度那月色皎洁的夜晚？……哈哈！……没错，首长。祝您安好，首长。”参谋官挂断电话后，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嗨，我尝试着改变话题，说道：“我上去只是待一小会儿。”
他看着我。“上边有啥这么值得你看的？”
我缓缓地吐出一口长气，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我仅仅是想一睹二楼阳台的风采。正是在那里，我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姑娘。”
“是吗？她现在人在哪儿？”
“死了。”
“真的假的？怎么死的？”
“他们告诉我说她全家被送到焚尸炉里烧死了。”
“真的？她是犹太人？”
“对。我能上去待一会儿吗？”
显然，参谋官被我搞得有些困惑。他取出铅笔，在桌面上从左至右划了一道。“唉，老兄，我实在也不清楚。若是你被抓到，那可真是倒霉透顶了。”
“就一小会儿。”
“行吧。一小会儿，快去快回。”
我快步走上楼梯，踏入我那间陈旧的客厅。屋内摆放着三张军用的床铺，却不见任何与1936年相关的物品。军官们的衬衫随意悬挂在各个角落。我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向下望去，看到了莉娅曾站立过的阳台。随后，我下楼向那位参谋官道谢。他询问我离开后如何处理部队发放的香槟酒，是将其侧放还是直立放置，我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说完我就离开了大楼。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生于1919年1月1日，逝于2010年1月27日，是美国的一位男性作家，他的故乡是纽约，父亲是一位犹太人进口商。在他15岁那年，他进入了一所军事学院，并成功获得了文凭。1942年，他踏上了军旅之路，而在1946年退伍后，他正式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他在1951年推出的知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赢得了美国学生的热烈喜爱。他的作品还包括《弗兰尼和卓埃》、《高举屋梁，木匠们》、《西摩：一个介绍》以及一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尚未出版的作品。2010年1月27日，这位居住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离开了人世，他的生命走到了91岁的高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