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少年》几代少年

话匣子topic · 俞可

生活是有一定顺序的，第一步是家庭生活，第二步是学校生活，第三步是社会生活。我们当下，大多处于学校生活阶段。现在我要和诸位讲讲我的学校生活：

七点半钟，上早操十五分钟结束后，各级学生前往各级教室进行养性训练。大家都坐在座位上，闭上眼睛，静坐五分钟。之后由自治会长背诵誓词，会长说一句，学生们跟着说一句。背诵完毕后，开始唱《想歌》，歌词是：‘想！我将如何帮助他人，让他人拥有无尽的快乐？’‘想！我将如何助力社会，使社会绽放光彩？’‘想！我将如何提升自己，让自己品德和学业都没有差错？’人家、社会与我都好，这不就是极乐世界文明之花吗？唱完这首歌后，才刚刚睁开眼睛。就在这时，老师进来给我们上课。课程时长为四十五分钟，课间休息十五分钟。上午安排四节课，下午安排两节课。国民班上午有三节课，其中两节课的情况是这样的；下午同样是两节课。星期六只在上午上课。

……

星期六过午，有周乐会，会将一星期所学的功课述说一遍，各级轮流进行。理科会进行实验，文科会进行表演，话法会进行演说辩论。此外还有余兴，会做几个游戏。

上面所讲述的，全都是我们学校的生活。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学校的生活，也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啊！

这篇习作名为《我的学校生活谈》，作者是李长植，也就是文学家李长之，当时他12周岁 。

这是一个少年心理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稚嫩无比。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鲁迅研究专著中唯一一部经鲁迅亲自批阅的，它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论。李长之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读时，国文老师张信庵引导并激励他撰稿投稿，还常替他开信封、贴邮票、写推荐，然后四处投稿。《少年》杂志接纳了李长之。《我的学校生活谈》于1922年7月发表在《少年》12卷9号，在这之前一个月，该刊推出了他撰写的《森林的话》，中学时期，李长之发表在该刊上的长诗《游玉函山》甚至被一师附小用作讲义 。

1911年，少年中国诞生了《少年》杂志，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刊物于是成为了那几代人共同的少年印记。

钱锺书夫妇在1948年夏天，带着女儿圆圆前往无锡老家，为祖父举办百岁冥寿。在一间厢房里，“满地都是书”。圆圆发现了《少年》杂志，这些杂志整整摞了一柜子。那是钱锺书儿时的食粮，也是他终生的珍藏。当年，万家宝（曹禺）被父亲责令就读于私塾，他把《少年》杂志视作最爱，想用它来逃离令自己窒息的四书五经。只要一卷在手，就能拥有一片五彩缤纷的世界。

《少年》杂志是为当年孩子敞开的心扉，是能倾述情感的平台，是可激荡思想的平台，是能放飞梦想的平台，社会学家费孝通无论是否以文学为生，都是其中之一 。

去年，江苏吴江为纪念费孝通百年征集相关档案，两期二十年代的《少年》杂志因此呈现在世人面前。当初，《少年》杂志开辟了两个专栏，其中一个是“少年文艺”，用于载刊文艺习作，另一个是“少年谈话会”，用来介绍乡土习俗、民间传说，其目的是鼓励青少年从事文学创作。费孝通对家人为他订阅的《少年》杂志极为喜爱，爱不释手，近乎痴迷，于是便萌生了把习作投递给这份刊物的想法，他表示“我是这个杂志的忠实读者，每期都要从头读到尾，读了几期之后，就开始投稿，把听到的故事写下来寄给《少年》杂志。”1924年的某一天，费孝通像往常一样捧读散发着墨香的《少年》杂志，读着读着，他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原来自己的处女作《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已醒目地刊登在该期的“少年文艺”专栏，署名是“费北”。对于晚年的费孝通来说，这种深刻的激动，他一生都难以忘怀。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激励着他不断写作 。我给《少年》杂志投的稿子，在这本刊物里的位置，自此开始渐渐地从书末尾往前挪动，一直到成为开卷第一篇。写作变成了我抑制不住的喜好。由此，情况变得无法控制，陆续有《一根红缎带》、《新年的礼物》、《圣诞节的话》、《圣诞节续话》等作品发表，一直持续到1928年，费孝通考入东吴大学预科，此时他在《少年》杂志发表了最后一次作品，这也宣告了他少年时代的结束，他开始走向成年 。

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费孝通散文》，起始于《秀才先生的恶作剧》，终结于《与君同消万古愁》。费孝通调侃说，这难道是编者“想用隐喻法来概括我的一生？”

人的一辈子，终结没办法预先知道，不过都开始于一段烂漫的时光。如果说，童年太过懵懂，那么，少年无疑是人生真正的起始点。特此纪念《少年》百年。

国际足联是江湖中的破船

体育漫谈sport · 公孙欠谀

本周，世界体坛事情甚多。

中国羽毛球队多次夺得苏迪曼杯，李娜获得法网冠军，中国足球在土伦杯遭遇羞辱，国奥队在自家门口输给了韩国队，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刘翔获得第二名，巴萨第4次夺得欧冠，NBA总决赛第二场小牛队艰难实现大逆转，大鲨鱼奥尼尔结束了自己19年的职业球员生涯……最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足联发生宫廷政变，布拉特清除所有竞争对手后，毫无悬念地顺利连任，继续执掌世界足球大权，张吉龙意外当选亚足联代理主席 。

每到国际足联换届选举时，都会传出这样那样的丑闻，要是你是个关注足球的人，肯定会记得，历史惊人地相似，2002年国际足联曾上演过相同一幕，男主角没变，都是布拉特，只是男配角从哈亚图和郑梦准换成了哈曼和沃纳，这同样是一场要推翻封建家长制的宫廷政变，且都宣告破产。要颠覆布拉特并非易事，他脸上时刻挂着微笑，此人城府极深，笑里藏刀，常人难以企及。当年他能让铁腕阿维兰热“主动禅让”，还战胜瑞典人约翰松，坐上第一把交椅。后来他又两次挫败来自亚足联、非足联、南美足联的颠覆，可见其功力非凡。他最大的本事是将诸多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恩威并施，逐步分化，逐一铲除是他惯用的手段。如果说国际足联里的人都心地不纯，这或许有些过头，然而在这个组织当中，充满丑闻，存在权力斗争，这早已不是新鲜之事，并且这些丑闻和斗争持续升级，这里面不存在正义，没有公道，只有心怀鬼胎之人相互倾轧，还有暗器黑枪。2002年，国际足联副主席韩国人郑梦准唆使非足联主席哈亚图叫板布拉特，非洲人真的冲了出去，韩国人却临阵倒戈，郑梦准能在一夜之间从哈亚图的亲密战友变成布拉特的卧底，今年哈曼和沃纳来到苏黎世时，他们那时还是国际足联内阁高官，且都信心十足，气势逼人，颐指气使，风光无限。如今布拉特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再次连任主席，他们连听掌声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位高权重的人都想当鳌拜，却不知国际足联是布拉特家的私人财产，布拉特在国际足联担任了15年秘书长和16年主席，阅人无数，经历诸多事情，深知其中真谛，善于在各方利益中运筹帷幄，获取他人好处，面对惊险总能有惊无险，即便乱云飞渡，布拉特的笑脸依然从容 。布拉特高票连任国际足联主席，他得到了绝大多数选票，却没得到英国人的票，原因是布拉特没把下两届世界杯举办权交给英国人，所以他们给布拉特投了反对票，即便明知无法改变结局，他们还是反对了，这除了发泄一点不满外，无伤大局，老布肯定会记住这个仇的 。

最后说说中国的龙哥，一夜富贵并非好事，中国人没必要涉足这滩浑水，中国足球在亚洲只是“偏房”，别人持刀，你只是鱼肉，不知何时就会被切，“偏房”扶正，半生不熟，仓促上阵，队伍难带，而且亚足联并非净土，几个邻居都摆不平，况且中国足球那些曾带队伍的人如今还在监狱里，加上成绩不佳，哪有话语权，凭什么当班长，又怎能服人？

国际足联进行的改选这场大戏已经结束，足联的官员们好似在胡同里打架的孩童，各自都回家吃饭去了，等吃饱之后，又再次出来，重新划分各个阵营，然后继续争斗！

音乐的力量——评张铁志《时代的噪音》

聊书斋 · 潘启雯

《地下乡愁蓝调》的作者、台岛作家马世芳形容张铁志是“冷静的研究者、热情的歌迷”，这似乎是对张铁志“多重身份”最贴切的概括与描述。张铁志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他主攻政治经济学，两岸文艺青年对他的认知、熟悉以及喜爱，源于他的音乐评论 。

早在2004年，张铁志在台岛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声音与愤怒》，这本书“颠覆”了人们对音乐评论的刻板印象，也“颠覆”了人们对音乐评论的认识，它巧妙地把目光对准了音乐与社会运动的关系。2010年，距离之前过去了六年，张铁志带着他的第二本音乐评论作品《时代的噪音》出现了，这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10月出版第1版，他在书中对之前关注的摇滚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张铁志认为，时代在变化，但是“摇滚乐中反抗的力量从来没有削弱过” 。

《时代的噪音》深入审视了从20世纪至今西方重要的“抗议歌手”群英谱，探索来自民间的“抵抗之声”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关联，探讨音乐究竟怎样能够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本书还从音乐的侧面刻画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反抗史”，包括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与工运的早期阶段，30至40年代的左翼运动，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70至8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90年代的“全球化/反全球化”等等。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声音与愤怒》比较侧重于记录音乐介入社会的事件史。《时代的噪音》则是书写人的故事，讨论那些音乐人的创作如何反思时代，讨论那些音乐人的创作如何面临与商业体制的挣扎等。张铁志试图更完整地呈现出“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微妙联系。《时代的噪音》有一个最大特色，那就是把“抗争”与“艺术”融合在一起，还把“政治学”与“摇滚乐”融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摇滚乐和特定时代是有关系的。现代摇滚乐和青年文化反叛运动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1960年代的美国文化（像约翰·列侬、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和嬉皮士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

在张铁志看来，整个20世纪，摇滚乐的命运始终和“抗争”相连，20世纪初有工运歌手乔·希尔，20世纪末有反对独裁统治的巡回演唱会，有“唱人民的歌，为人民歌唱”的伍迪·格斯里，有“像一块滚石”的鲍勃·迪伦，有“掀起白色暴动的朋克”冲击乐队，有“用音乐杀死资本主义”的比利·布雷格，有“永不妥协的民歌之后”琼·贝茨，还有“相信民众力量的诗歌摇滚”帕蒂·史密斯，这些歌手在一个世纪里，历经无数全人类共同的大事件 。无数音乐人用歌声反抗一切不合理社会现象，这些歌声完成了世界文化与历史的切片。

“音乐能够改变社会吗”，这是《时代的噪音》想要关注的核心话题。“音乐能够改变社会吗”，这也是《时代的噪音》想要探讨的核心话题。摇滚乐的精神里一直存在一种反叛的力量。摇滚乐的精神里一直存在一种不满的力量。摇滚歌手崔健也讲过，“摇滚乐必须要以愤怒为基础”但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愚乐”的世界里，理想变成了实用主义的生存观，他们从仰望星空的理想掉入脚踏实地的现实，信念与价值发生了转变，他们只能把这种反叛与不满变成一种“空洞”的姿态，崔健、左小祖咒、周云蓬都曾发出过“抵抗之声”，但这些不能被称作“抗议歌声”。作者表示，民歌之父伍迪·格斯里在吉他上写下“这把吉他会杀死法西斯”，当时，没有人比他更坚信音乐的力量。然而，在斯普林斯汀身上，在琼·贝茨身上，在冲击乐队身上，甚至在U2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巨星地位、商业体制与抗议信念存在矛盾和纠结，存在退让和妥协。在乔·希尔、西格、黑人民权歌手以及U2的实践当中，摇滚者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背叛”或者“自我裂变”的情况，他们纷纷放下武器“从良”……，可是，音乐从来没有失去过力量，也从来没有失去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许多音乐人把“一首歌可以改变世界”当作信念，这才是音乐最为伟大的魅力。

瞬间 focus ·交响乐·学生

6月1日晚上，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一场交响音乐会，演奏者是中关村二小和北京市第八中学乐团。上半场，中关村二小演奏了中国经典音乐作品，比如《红色娘子军》等。下半场，八中乐团演奏了西方经典古典音乐作品，像《卡门》组曲等。值得骄傲的是，乐团在刘璐老师的指导下，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难度最大的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学生们在小号与圆号的极限音区进行演奏，他们凭借专业素养以及对作品的理解全力投入演绎，这是中国演奏该曲目最为年轻的乐团，在沸腾的音乐声里，舞台上、观众席上，家长和孩子们暂且忘却了繁重的考试，尽情享受着音乐人生。

赵红英／图 桐彤／文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城里城外 · 素馨

又是一年端午时节，阳光温暖。然而我的手机里，不会收到友人发来的祝福短信，内容是：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粽子散发着香气，香气弥漫在厨房；艾叶也散发着香气，香气充满了厅堂……，这是端午节才会有的气息，只会在地球另一端的大地上飘荡，地球的另一端是我的故土，地球的另一端有我的亲人朋友，地球的另一端牵着我淡淡的乡愁：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在北方边陲小镇里，在我儿时家里的水泥地上，铺开了几层废报纸。有两只低矮的小板凳，我坐在这头，母亲坐在那头。中间摆着一些东西，有已经泡软了的竹叶，有一盆在水中白得发亮的糯米，有一碗在调过的酱油汁里浸着的鲜猪肉，有一盆掺在一起的糯米和半熟的红豆，还有一只盛着包好了的粽子的大锅。麻利的母亲灵巧地包着粽子，我手腕上晃动着五彩线，准确地为母亲递上扎粽子的线绳，白米粽子不加其他馅料，要用白色线来扎，鲜肉粽要搭配一根棕色的线来扎，红豆粽要搭配一条红色的线来扎。

几年前，我带着女儿回浙江诸暨乡下，要为祖父祖母上坟。当时恰值端午节前，我人还没到许仙骗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的杭州，母亲的电话就已经到了。我的小婶按照母亲的托付，煮好了结结实实的红豆粽子等我。啊，真的很好吃，小婶包的粽子和母亲包的粽子有着说不清的不同滋味，父亲小时候吃祖母包的粽子也是这个味道吧？母亲用心学会颇有难度、令人自豪的浙江嘉兴粽子，是为了解父亲的乡愁。那个时代长辈的爱情实在且有精神。离开浙江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绍兴人家早早挂上艾草，艾草的清气在那一刻永远种在了我这个在北方长大的人的鼻翼里。

中学时，看过一部名为《屈原》的电影，剧中婵娟弹唱了一首《橘颂》，三十年后，仍能完整唱下来，不差一个音，不忘一句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在地球另一端北美的家中，我哼唱给女儿听。女儿在这一边，我在那一边，在中间地板上铺开的中文报纸与英文报纸上，呈现出和三十多年前东北小屋水泥地上完全相同的种种事物：有已经泡软的竹叶，有一盆在水中白得发亮的糯米，还有一只盛着包好粽子的大锅。过一会儿，我的厨房里也会弥漫着竹叶的清香。然而，窗外已不是母亲的小菜园了。

此刻，绍兴古街青石路旁，是否家家都已遍插艾草？诸暨乡下父亲出生的老屋旁，小孩子手腕上是否已绕上美丽的五彩丝线？杭州西子湖畔的空气中，是否已弥漫着雄黄酒的异香？汨罗江上，是否已锣鼓喧天、龙舟似箭？东北老家的小板凳上，是否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旅美华人）

站在十字路口的上海人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说到上海市民时时处处抓机遇的性格特征，不禁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件尴尬事，还会深思这样一个问题：上海人正处于文明建设的十字路口。

这就是抢购食盐的风潮。日本地震与海啸致使福岛核电站核能源泄漏，处于灾区的日本民众未抢购食品和食盐，然而上海人却慌乱起来，所有食品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超市门口也排起了长队抢购食盐，有些人一次购买数十包，甚至整箱整箱地买，一些不法商家见利忘义，趁机哄抬价格，原本售价仅一二元一包的食盐，竟狂涨到五元、十元乃至数十元，那些随时在马路上寻找机会的市民，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刻，赶忙参与其中，共同演绎出一场“见盐（钱）眼开”的闹剧，其荒唐的样子，实在让人“无盐（言）”可说，“无盐（颜）”以对！有网友在网上大声疾呼，称没有生活常识，没有科普知识，没有社会认同，没有国家依赖，没有国家信任。还说日本要打败中国，已无需出动军队，只要制造一个让人恐慌的谣言就行。最后质问中国何以脆弱如斯！

我同意这几个“没有”，但我更加在意这位网友痛心的叩问，那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如此脆弱 ！

这是令人警醒的问题！然而，他们询问的对象是“中国”，并非仅仅局限于上海。但我认为，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上海被等同于中国。在关键节点上，上海的表现硬是将自身降至全国一般的水准。这里所说的水准，指的是文化水平。可以讲，此次抢购食盐的风潮，是中国人长久以来“有知识没文化”的一次集中大暴露。

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有泛指的意味，涵盖一些识字和科普知识等基础性认知，更指代社会人的一种文明，一种情怀，一种风尚，一种气度，一种眼光，一种气质，一种行为规范，一种生活方式等。以这次抢盐为例 。核辐射发生后，人类有摄入放射性碘的可能，放射性碘会集中在甲状腺内，致使这个器官受到较大剂量照射，此时服用稳定性碘，可减少甲状腺对放射性碘的吸收。碘化钾属于稳定性碘，它能使甲状腺内的碘饱和，进而阻止放射性碘被摄入。我们日常食用的食盐中含有较多作为稳定性碘的碘化钾。国人在相当专业水平的知识驱动下，不顾一切地抢购食盐，目的是保证一家平安，不在灾难中倒下。当然，包括不法商人在内的小部分人，是不愿错过发灾难财的机会，想要大捞一票。也不否认相当一部分人仅仅是跟风。但不管是主动还是跟风，都是利用“知识”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了最新、最荒唐、最可笑的一例不文明纪录。

这种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时常与我们相遇，普通百姓会遇到，企业高管会遇到，政府某些部门的负责人也会遇到。他们不明白，知识并不等同于文化，知识也不一定会带来文明和社会进步。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知识必须转化为文化。若不达成这一转变，知识会变成破坏文明、破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力量，知识越丰富新颖，对社会的危害就越严重且越防不胜防。这类事例，古今中外记载不断。而实现这一转变，引领风气之先的上海，应与城市硬件的提升同步。然而，此次事件，却令人失望了。

这失望使我发现，上海的发展处在了时代的十字路口，一边是滚滚而来的当代世界文明，是甘愿随泰坦尼克号从容沉没的体现当代文明的绅士风度、真正贵族精神，另一边是来自穷乡僻壤带着一夜暴富憧憬的淘金客们被扭曲的人性。希望借助上海固有的文化积淀，借助上海独特的文化地位，选准方向，帮助市民，引导市民，及时将知识转化为适合当代潮流的文明行为，转化为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转化为一种关爱世界、关爱他人的情怀，转化为一种气度，转化为一种眼光，转化为一种行为规范，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要知道，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这已经成了当代世界的共识。这种软实力的威力，具有超越飞机大炮与核武器的力量。

我相信，上海能够跨越十字路口，继续开一代风气之先。

附件下载：

4-2.jpg